如何评价北宋文学家曾巩？
同为唐宋散文八大家，
曾巩相对于韩愈、柳宗元、三苏（苏洵、苏澈、苏轼）、
这主要是因为其他人不仅在散文上有造诣，其他方面也是多有建树，
无疑增加了他们的曝光度。
曾巩除了散文，在其他方面的建树并不多，
但其散文还是有其特色和建树的，不然也不会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。
曾巩可以说是官三代，因为其祖父、父亲都在宋朝为官，且职位都不低。
记忆力特别强，诵读的书，能马上背出来。
曾巩出生在书香门第，世代为朝中官宦。所以，在江西南丰县素为望族，地方志多有记载。由于这种学习环境影响，曾巩十二岁能文，也是北宋有名的神童。二十岁后受到欧阳修赏识，为进入唐宋八大家行列开了一个好头儿。曾巩政治上建树不高，辞世前一年官拜中书舍人，于1083年病故，享年64岁。曾巩受欧阳修文风影响笔力雄厚，在文学方面他一贯主张先卫道而后文，不大讲究文***。然其文章纯朴自然，从容周详而条理分明。《宋史•曾巩传》说：“曾巩立言于欧阳修、王安石之间，纡徐而不烦，简奥而不晦，卓然自成一家，可谓难矣。”纡徐简奥，是曾巩古文的主要特色。他的散文曾与欧阳修、王安石齐名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因他的文章卫道色彩出众，深受南宋朱熹推崇，成为旧时代“正统派”古文家的模拟对象之一。著作有《元丰类稿》传世。最著名的文章当属《墨池记》这一篇。
曾巩是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散文家和史学家，曾以史学被委任史官修撰，管勾编修院，判太常事兼礼仪事。他的文学才能极高，与唐代韩愈、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，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七人各为“唐宋八大家”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如此优秀的一个人自然不会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，不管是时人还是后人，对曾巩的评价十分高。
新评古今人物之曾巩：一个最不该被遗忘的唐宋八大家！曾巩可是欧阳修最得意的门生。王安石对其也是对其赞誉有加。虽居唐宋八大家之末，按照排序，曾巩虽属于唐宋八大家之列，但却是最后一个，最容易为今人所忽略。虽然曾巩排在最后一个，也并不是说，他的成就不及三苏。他之所以能位居唐宋八大家之一，那是有他的独特之处。
在南宋、元、明之时，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将其神话抬高到了与孔孟并列的地步。他文章之所以为人称道，就是因为曾巩的文章，中正平和，中规中矩。不得不说曾巩在历史上的地位之高，不可想像，并不是现在咱们所认识的那样微末。科举这事儿对曾巩并不容易，曾巩在39岁，也就是1057年，才进士及第。这与其他八大家相比。如苏轼、欧阳修、苏辙等，二十来岁便中举来说，的确不算早，也确实算晚了一些。他在18岁的时候，父亲罢官归家，庭的重担都落在了曾巩身上，所以直到39岁才进士及第，实属不易。数次不第的曾巩，并没有气馁，反而使其养成更加坚强沉稳内敛的性格。这也为他后来为人做官，奠定坚实基础。后来为官京师和地方，都是政声颇佳。
跟曾巩同一时代的王安石曾说，曾子文章众无有，水之江汉星之斗。苏轼也说，曾子独超轶，孤芳陋群妍。今人钱钟书曾经说过，在唐宋八大家中，曾巩的诗歌远比苏洵父子好，绝句的风致更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足见其文学地位之高，文章之高妙。
曾巩(1019~1083)，字子固，江西南丰人。曾巩幼年聪慧，12岁作《六论》，一挥而就，言简意赅，气势雄浑，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赞赏，从此名闻四方。青年时，多次外游，特别是和王安石极其友善， 常有诗文往来，并将王安石推荐给欧阳修。嘉祐二年(1057)曾巩中进士后，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。第二年，奉召回京师，编校史馆书籍，迁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。熙宁二年(1079)先后在齐、襄、洪、福、明、亳等州任知州，守正不阿，颇有政声。元丰三年，徙知沧州，过京师，宋神宗召见时，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，颇得神宗赏识，留三班院供事。元丰四年(1081)，神宗以其精于史学，委任史馆修撰，编纂五朝史纲未成。元丰五年(1082)，拜中书舍人。次年卒于江宁府。宋理宗时，追谥文定。
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，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，强调“仁”和“致诚”，认为只要按照“中庸之道”虚心自省、正诚修身，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。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，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。他在任地方官时，总是以“仁”为怀，“除其奸强，而振其弛坏；去其疾苦，而抚其善良。”(《齐州杂诗序》)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，因此，他虽然与王安石个人关系密切，但对王安石变法有不同的看法。他认为法愈密，则弊愈多。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，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，提出“法者，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；道者，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”(《战国策目录序》)的观点。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，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。在行动上，他即使对新法看法不同，但新法一旦实施，他能够维护新法，在齐州为官时，能力行保甲之法，使百姓安居乐业。
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，是北宋诗***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，这是他能够成为“唐宋八大家”的主要原因。他师承司马迁、韩愈和欧阳修，主张“文以明道”，把欧阳修的“事信、言文”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。他强调只有“蓄道德能文章者”，才足以发难显之情，写“明道”之文。他的散文大都是“明道”之作，文风以“古雅、平正、冲和”见称。
他的议论性散文，剖析微言，阐明疑义，卓然自立，分析辩难，不露锋芒。他的记叙性散文，记事翔实而有情致，论理切题而又生动。 著名的《墨池记》和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融记事、议论、抒情于一体，深刻有力，通情达理。他的书、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，《寄欧阳舍人书》和《上福州执政书》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，叙事委婉深沉，语言简洁凝炼，结构十分严谨。《战国策目录序》论辩入理，气势磅礴，极为时人所推崇。当西昆体盛行时，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，一扫雕琢堆砌之风，专趋平易自然。王安石曾赞叹说：“曾子文章世稀有，水之江汉星之斗。”(《赠曾子固》）
曾巩一生整理古籍、编校史书，成就颇丰。《战国策》《说苑》《列女传》《李太白集》 和《陈书》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。《战国策》和《说苑》两书，多亏他访求***录，才免于散失。 他每校一书，必撰序文，借以“辨章学术，镜考源流”。曾巩好藏书，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； 收集篆刻五百卷，取名为《金石录》，后世篆刻者，无不以此书为教科书。
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，陈师道、王无咎、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。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。南宋朱熹“爱其词严而理正，居尝诵习”。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、唐顺之、茅坤、归有光，清代的桐城派方苞、刘大槐、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。
曾巩能被评为“唐宋八大家”，绝非浪得虚名。《宋史·曾巩传》称他为文章上下驰骋，愈出而愈工，本原《六经》，一时工作文词者，鲜能过也，其文“纡除而不烦，简奥而不悔，卓然自成一家”。